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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瓦格博位于横断山脉的腹地，在云南和西藏交界处，海拔6740米。自古以来，这里就是藏区最重要的神山。1990年一次重大山难，打破了神山亘古的宁静。
1987年8月的夏季，一支陌生的队伍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。村民不知道他们是谁,来干什么的。与村民的好奇一样，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独特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。淳朴的藏族村民用自己的方式，款待了来自远方的客人。青稞酒酿造的友谊一直持续着，直到藏民知道了他们的来历。
当藏民们知道了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“卡瓦格博”的时候，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。
远在佛教尚未传入藏区的时代，卡瓦格博便是当地的苯教神山。公元8世纪以后，卡瓦格博皈依佛教，经莲花生、历代噶玛噶举派和其他教派大师的点化推崇，成为闻名全藏区的八大神山之一。
但对于登山者来说，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，一个挑战自我的对象。这支登山队，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，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。这是一支实力强大的队伍，有日本大财团的支持，队员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8000米以上的登山经验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，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，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，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。
从1987年至1990年，登山队在卡瓦格博下展开了一系列从动物学、植物学、气象学到地质学多学科的调查。
1987年以前，卡瓦格博对于世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，6740米的高度几乎不列入职业登山者的攀登名单。然而，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，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。
1987年8月，这些来自日本的挑战者，毫无准备冒冒失失地闯进了卡瓦格博，等待他们的是满山的浓雾、大雪和没完没了的冰崩、雪崩。这支登山队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仅攀登到5100米高度，连卡瓦格博的影子也没看见，便宣告失败。第二年，一支美国登山队——克伦奇登山队沿着明永路线，再次糊里糊涂地闯进卡瓦格博，但同样以失败告终。
1990年冬天来临的时候，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侦察了上山线路，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，制定了一条新的攀登路线。这是一次特殊的出发仪式。从日本出发的时候，当地的寺庙为每个队员送了护身符，在飞来寺喇嘛们为所有的队员祝福。这一次出发，就像他们的登山生涯中若干次出发一样，没有谁觉得它有不寻常之处。
按照计划，一、二、四号营地的建立还算顺利，但在选择三号营地时，中日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。中方认为，为了安全，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，可以避开雪崩区。但日方认为，为了登顶节省体力，三号营地应该尽可能接近山脊中部的四号营地，如果往后靠，离二号营地太近，就失去了三号营地的意义。双方各持一端，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米谷佳晃上山做最终裁判。遗憾的是，米谷上山时，山上大雾迷漫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最后，井上队长的东方式思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三号营地选择在双方争论的中间地点。
四号营地建立在5900米高度的一个大冰壁前，登山队以此为基地曾经攀登到了6210米的高度，并观察了最后冲顶的地形，结论是：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。登山队摆酒庆祝，因为，6210米，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，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。
1990年28日上午11时30分，突击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，到达6200米的高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气突然转坏，云量变多，风也开始刮起来了。在到达6470米时，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。这时，峰顶就在眼前，垂直距离只有240米。然而，就在三号营地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的时候，乌云遮没了山顶。
随着乌云的到来，气温急剧下降。刹那间，五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。紧接着，狂风怒卷，石渣般坚硬的雪粒，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。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，以避风寒。暴风雪掠过帐蓬，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。下午四点，风雪肆虐，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：取消行动，返回三号营地。但此时，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，山顶被黑云笼罩着，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，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。最后，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，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。
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天气越来越坏，风也越刮越大，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。我们坚持不住了，便准备往下撤。”
漫天风雪中，5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，找不到路了。
直到晚上10点15分，风突然停住了，乌云散去，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。11点13分，突击队安全地回到三号营地。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，5名队员大难不死，但他们不知道卡瓦格博神山还有什么等待着他们。
一位日本队员在给家人的一张明信片中写到：“11月10日，从神户出港，经过天津、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。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天了，现在是旱季，持续了10天的晴朗，11月27日，两队合流，12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，我们预定1月初登顶，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。”
登山队员王建华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在准备着他的凯旋归来。藏民们也很快得知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。
鉴于28日冲顶的经验，中日双方决定，登顶日期改为1991年1月1日。然而，1991年元旦第一天，暴雪突至，天地一片迷茫，把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。登顶日期不得不再往后延。
张俊是中方的组织者，每隔三天，他都会在三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。1991年元旦，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。就是这场大雪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接连几天大雪不断，1月3日晚上大本营和三号营地之间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。10点30分的通话中，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：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。
1月4号一早，张俊醒来后，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，他像往常一样打开了对讲机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对讲机的那头仍然异常安静。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，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。9点钟很快就到了，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，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
正在这时，大本营附近的一次雪崩让焦急中等待中队员又凭添了一丝恐惧。
此时，千里之外的队员家属也感到了一种不安。对于生死未卜的登山队员，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。救援和搜索开始了。
一夜之间，17名队员和3号营地奇迹般地消失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世界登山界的一个不解之谜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7年之后，他们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下的明永冰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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